建材之家讯：“逼良为娼还不是最可怕的，回过头来扫黄才是致命的一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

“语言腐败已经超过了任何腐败。比如我们讲‘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微观操控’而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

“中国商人未来的希望是离政府远一点”。（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

“企业家好比带着孩子赶夜路的妈。如果途中遇到流氓了，看看身边还没长大的孩子，只能什么都忍了。”（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让我们的学者、企业家有着如此忧心的感慨。

过往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中国保持了超过10%的年均增长速度，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次贷危机引发市场颓败，欧债危机显示政府无力，在全球经济遭遇重重迷局的2012，中国告别高速增长时代成为共识，曾经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企业，集体面对增长拐点。

在错综复杂的“新现实”下，我们的企业家该如何应对？

软实力很重要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柳传志讲述了三个小故事，来说明新现实下的软实力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90年代为了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政策是封闭的——不让外国人进口。这样保护的价格并不好，所以在90年代以后国门就打开了。国外诸如IBM等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当时我们国家最大的品牌是长城，但一年就灰飞烟灭。联想成立初期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大概占不到中国市场的2%。如果和国际企业去抗衡的话，好比是小舢板撞大军舰。到底是退回去跟别人做代理，还是跟外国企业对着干？后来联想反复研究的不是怎么干，而是自身出现了什么问题，研究以后把自己的业务模式和组织架构彻底改变。从90年代开始一直到2000年，联想的市场份额占到了中国市场的27%。通过反复研究别人的案例，思考成本主要在什么地方，怎么根据市场需要把成熟技术运用起来，把它落实到行业分析的角度上，当环境不行的时候，通过软实力战胜对手。

第二个故事是2000年以后，联想的市场份额开始往下降，一个是外部环境——从外国进来一个竞争对手——戴尔。戴尔来到中国以后，联想连续打了两年半败仗，在某些资源不够的情形下，进行了多元化发展，2003年的时候联想调整了战略，后来戴尔在中国就再没有在联想面前翻过身。

第三个故事是2004年12月8日，联想的营业能力和IBM比起来还不够，“没有人相信我们会做好。现在的结果是我们在并购前，联想的营业额是29亿美元。到2010年为止，在全世界的地位，原来在全球占的市场份额是6.8%，现在是14%，高居世界第二位。除了我们有对行业的深刻认识以外，有一个问题是并购国际化大公司的文化磨合。所谓文化磨合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一块怎么工作。我们进行组织架构的调整，研究了一些系统和办法，原来联想的CEO现在也担任了董事长，领导了一个配合得非常好的班子，这个班子是四个中国人、四个国际人士，领导联想集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

语言腐败比政治腐败更为普遍、更为严重

专家眼中的软实力又是怎样的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指出，“语言腐败”一词最早是由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6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在最近一百年，尤其是在希特勒以后，语言腐败比政治腐败更为普遍、更为严重，已经超过了任何腐败。比如官员说“我是人民的公仆”，实际意义是说“我有钱，我说了算”。比如我们讲“宏观调控”，实际上就是“微观操控”而已。语言腐败至少将导致三个严重后果：

1.它使语言失去了交流功能，也毁坏了人类的智慧。因为我们人类有语言就要交流，要交流就有特定含义。如果我们使用语言只是喊口号，就失去了信息。

2.语言腐败毁坏了人们的道德。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理论上是不诚实、说假话。从人类本性上来讲，要让一个人说假话，比让他干坏事还要具有挑战性。目前假冒伪劣如此之多，语言腐败如此之多，社会道德如此衰弱一点都不奇怪。

3.语言腐败导致体制的不可预见性，因为语言腐败本身就有信号功能。任何一个危机都有可能导致世界剧变。在我们的语言腐败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有软实力。我们如果有思想自由、语言自由，就会消灭50%的语言腐败；如果我们消灭50%的语言腐败，政治腐败和其他腐败90%都能够消灭，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启反语言腐败时代。

企业的未来在哪里

原来语言腐败才是最可怕的。面对这些新现实，企业应该何去何从呢？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一针见血道：“离利益尽可能近一点，离政府尽可能远一点，这就是中国商人未来的希望”。他介绍说，中国目前处在一个繁荣时代，比唐朝、宋朝、康乾盛世的繁荣更加美好。这次的繁荣其中有一种力量毫无疑问是来自政府的力量，尽管我们现在的体制和政策还有局限。在中国历史上，商人从来没有地位，但是在今天，商人是有地位的，尽管这个地位，我们认为远远不够。

什么是商业软实力？真正的软实力不是技术、不是人，是精神，包括公开、透明的契约精神，所有这些都需要社会共同遵守，企业家共同遵守。对于这种商业软实力的形成，需要企业家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未来对GDP的增长，以及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作用更大的，是政府能不能够继续支持民营企业，这是中国商业未来成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困难环境，为了避免“毒胶囊”等类似的事件再发生，让商人知道什么叫诚信经营，什么叫可持续经营。在商业的变革中要遵纪守法，每个人都按照农业之道、商业之道做事。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认为，下一步中国经济要快速增长，还需要我们进行深度的体制改革。面对全球的经济重新洗牌的大格局，在电子行业过去发展的十年，欧洲企业逐步退出，美国的企业也基本退出，而日本的家电企业这两年也在徘徊，这些对中国来讲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挑战在于我们现在整体的竞争力和这些跨国巨头相比，还有一些差距。但是这个产业的重新洗牌，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在全球市场和产业的重新构建当中，能够为自己争夺更好的市场份额，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胆地进行国际化。国际化并不代表并购，但是国际化一定是中国企业未来建立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大型的品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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