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之家讯：即使在有100年MBA历史的美国，MBA也经历过早期不被接受，后来慢慢被企业界接受的过程，而商学院教育也是在企业界的批评和质疑声中，不断改进的。

然而，新问题来了。几年前，著名的免费MOOC提供商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和EdX出现了。人们不禁要问，在互联网时代，在全民创业的中国，学费高昂的商学院还有价值吗？

23 年前，蔡洪滨在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北大经济管理系硕士毕业。1991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仍处于摸索阶段，和许多同学一样，蔡洪滨选择了出国留学。当时，他对国外的情况所知甚少，对出国干什么，完全不清楚。然而，在斯坦福大学写博士论文，做研究的过程中，他对于学术研究着了迷，并打算从事教育事业。

博士毕业后，蔡洪滨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耶鲁大学任教。2005年，蔡洪滨应邀回到北京大学，并于2010年12月当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光华管理学院开创了国内第一批MBA项目，也创造了国内第一个EMBA项目。2015年是光华管理学院成立30年周年。就此本刊专访了蔡洪滨教授，并就亚太经济格局变化、企业治理结构和商学院教育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亚太新格局

CE：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微弱，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在走向分化，一系列新挑战接连涌现。亚太地区出现了哪些新趋势呢？

蔡洪滨：近年来，以中日韩自贸协定(FTA)、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亚太出现了大量自由贸易协定并行发展的局面。对这一趋势，各方判断臧否不一。担心者认为，这些贸易协定间遵循不同规则，存在相互竞争。在加速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同时，也会导致区域合作碎片化，甚至出现反全球化等诸多问题。

确实，在这些区域协定之间，难免有各个主导国家的不同利益诉求甚至相互较劲。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区域协定的涌现也有合理和正面的意义：第一，区域协定的目标，都是实现生产要素在区域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它们的共性，是更进一步推动贸易经济合作。这一趋势有经济上的内在逻辑，也符合全球化本质。第二，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合作框架，往往都是从地理、文化、经济联系等比较接近的周边国家间开始起步，逐步最终完成的。对于参与其中的各个国家来说，相近性可以让它们在贸易、经济甚至政治方面的整合做得更为彻底。第三，在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经贸一体化实践中，欧盟是做得相对深入的案例，但并没有人认为，欧盟正在变成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它的开放性，实际是增强的。因此，如果区域性经贸谈判的目的不是关门落锁，排斥与其他地区经贸往来的话，应该不会出现所谓的“小圈子”效应。

但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类同于欧盟的经贸合作关系，一蹴而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现实路径应当是：在亚太地区内部，首先在有相近地理、文化背景和密切经济往来的国家间分期分批推动经贸合作，加速地区间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阶段性推进，最终实现整个地区的经贸关系一体化。

中国针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广交各类朋友，寻找不同的共同点”，应该说相对务实、清晰。针对周边不同的国家及地区性同盟，中国在推动旨在促进各类经贸关系的谈判，以期通过分期、分批的方式，形成涉及贸易、投资、金融等不同领域的多方面合作关系。除此之外，中国近期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上海自由贸易区等新型国家战略，体现出了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决心，以及中国更加重视助推亚太地区经贸关系一体化的态度。

CE:目前，APEC各成员国适应更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能力已变得越来越强。亚太经济合作，已经逐渐从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削减为主，向以供应链合作、投资自由化、金融合作为核心的领域拓展。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蔡洪滨：这标志着亚太地区经贸一体化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与亚太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地区在这一新阶段已取得了相对明显的成果。在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方面，东亚的各种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以及各个经济体对WTO的承诺中都有体现。虽然纵横交错的投资合作网代表着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利益诉求和合纵连横的博弈，但它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会有利于整个东亚经济投资自由化及一体化的实现。

亚太地区各国在货币及金融领域内的合作，在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开始酝酿。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日益活跃，全球资本市场的整合程度越来越高，金融风险的传播效应也在成倍加大。不管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格局下，为应对可能再次出现的区域甚至全球金融风险，亚太地区必须加强对金融风险传导的预判，加强亚太地区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在金融稳定层面的协作。目前来说，单有亚行这一个机制是非常单薄的。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央行之间的更深入合作也应加快。在这个意义上，由中国倡议、为亚洲量身打造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也是非常积极的一个合作进展。

CE:目前，亚太地区的一些重要经贸谈判进展并不顺利，一些政治领域的分歧也被牵扯在内，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

蔡洪滨：这一问题确实很突出。以目前推进仍然较为缓慢的FTA为例：在此之前，中日韩三国，尤其是中日之间，在遇到问题时，往往采取“政冷经热”的解决方式。即在一定范围内，各方搁置不同政治立场，先行推动经济互惠发展，在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基础之后，再返回头来重新寻找政治方面的突破点。但根据对过去一段时间内的观察，目前中日在政治方面的不同，一时也并未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这将成为中日之间甚至东亚地区在经贸关系领域内合作的主要掣肘。在所有的国家间交往中，经贸关系方面的往来，因为互惠互利，是最容易找到突破口的。但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在经贸关系领域内的合作尚且较为困难，相对更为艰难的经济一体化，甚至是欧盟一样的联合发展，长期前景很难预料。

今年APEC会议讨论了如何加快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FTAAP的设想于10年前提出，目标是建立一个涵盖亚太经合组织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如果FTAAP能够最终建成，将从根本上解决亚太地区各种自由贸易引发的负面效应，为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提供更加完整、高效的制度框架。

在亚太区域范围内，目前在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合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挑战，更进一步凸显了APEC在该领域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务实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家族与企业家精神

CE:中国传统上家庭、家族观念就很强，这对于华人圈企业来说，有什么影响呢？

蔡洪滨：中国的家族企业在家族和企业上的观念都非常强。在传统上，中国的家族观念，其实不是一个小的家庭观念，而是宗族的观念，所以大的家族里头，都有家规、家法，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定文化下的传统。中国现在提倡企业家精神，其实中国的创业精神非常强，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这两点的结合，使得中国在家族企业上有很强的传统和特点。如果你看中国几百年前的晋商和徽商，他们非常典型地利用了中国传统家庭的观念，做得非常成功的案例。徽商是在儒家思想比较兴盛的安徽做成了兴盛几百年的商帮，它主要的治理的力量其实来自当地的家族，或者说是宗法的力量，它主要是通过家族和宗法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例子。

我们看华人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成功的企业往往都是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存在。他们其实也很好地利用了中国传统上家族力量强大的特点。中国当代家族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民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无论在GDP、就业贡献，还是在创新能力、经济增长速度方面都是已经占了全国的半壁以上江山。

CE: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了30多年，这在事实上对中国传统家庭结构起到了解构作用，由此给中国家族企业带来了新的传承问题，这如何解决呢？

蔡洪滨：可以这么讲，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家族企业或者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现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从传统的家族企业延续到现在，我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变化：一个就是计划生育使得相当多的家族变成了单核式的家族，只剩一个子女或者两个子女，这样企业家可选择的接班人范围就小很多。同时家庭这种广泛的纽带也大大的减少；二是中国这几十年的社会变化，尤其是近期的这种快速变化。以前传统的徽商或者东南亚的家族企业都是大家族。兄弟创业的时候几个人，每个兄弟又有几个小孩，整个一个家族汇，现在不一样了；第三，八九十年代那些老的创始人和现在四五十岁的创始人，跟他们的下一代的代沟无比大。因为中国剧烈的社会变化，代际之间的观念很不一样，甚至教育背景都出现很大的变化，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第二代、第三代选择在国外读书，这更加大了代际差异。

这三个因素使得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应对这些变化，我觉得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是为了应对家族缩小的现实，家族企业应该思考怎么积极地引入好的职业经理人，设立制度，使这种制度能够让企业持续发展。二是为了应对代际隔阂加大的现实，应该注重二代教育，特别是加强他们对家族文化和中国商业环境的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跟哈佛大学商学院、牛津大学商学院共同讨论，推出了一个联合三方力量，结合三地优势，结合各自地区家族企业发展经验，共同设计一套教育项目，目的是希望为中国家族企业的成长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中国商学院的未来

CE:在互联网时代，在全民创业的中国，商学院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蔡洪滨：MBA在美国有100年的历史，它也经受早期不被接受，慢慢被企业界接受的过程。

即使在美国现在经济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每年毕业的MBA学生也有15万，占美国每年硕士项目的25%。而中国每年毕业的MBA学生占整个硕士毕业的比例要小很多。

中国的MBA虽然只有20年的时间，但也经历了在企业界批评之下不断反思、不断改进的过程。不可否认，一个好的MBA项目会给学生提供系统的管理知识，教给他很多前沿的研究方法，帮他把握行业发展的重大变化。

经济学、管理学的老师可以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开拓他们国际化的眼界。这些对于提升学生未来事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中国过去是企业野蛮生长的时代，现在的中国经济处在新常态。在野蛮生长的时代，成功靠抓住机会，尽快做大。但是随着市场越来越成熟，随着行业间的竞争越来越加剧，真正的竞争优势，需要更多地依靠精细化管理。在这样的时代，系统的MBA的训练价值会越来越大。

CE:大家理解的商学院似乎都是在教学生如何提高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管理水平，MBA教育的社会价值在哪里？

蔡洪滨：在中国，人们对MBA教育的社会价值也存在各种各样的质疑或者是偏见。既然商学院和商学教育放在大学，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所以商学教育从定位来讲必须要有社会责任的追求。商学院同行对此也是有共识的。

光华管理学院作为北大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一直在追求如何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价值观。一方面在我们的MBA课程中开了很多通识课，请北大著名人文、社科学者跟学生直接交流。2年前，光华成立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希望通过中心全面推动学院价值方面教学研究和实践工作。今年我们又推出了社会公益管理的专业硕士项目，希望为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培养有专业精神和很好的管理能力，同时又充满爱心的年轻一代管理者。

CE:中国商学院教育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蔡洪滨：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欧美大学读MBA。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商学教育界应该怎么应对？开放是中国过去30年进步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管理教育的全球化也在倒逼我们改革，我们要把这种挑战变成机遇。

前一段时间，光华管理学院曾为美国通用电气20多个全球高管做了两个星期的培训，目的是帮助他们更了解中国。据通用电气人力资源负责人讲，在通用电气100 多年的历史中，他们最自豪的就是自己内部的管理培训体系，他们很少与外面合作，这次与光华合作培训是第一次。项目结束以后，所有的学员都非常满意，他们认为通过这两星期，对中国的了解大大加深了，并建议这个项目长期做下去。光华在和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的交流学习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和位置。

未来中国的商学院要做好三点：一，深入研究中国企业的问题，深入研究中国鲜活的案例，这是中国商学教育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二，中国的商学教育要更加密切地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出现了很多新的经济形态、新的商业模式、新的行业发展特点、新的增长热点，商学教育对此应该紧密跟踪、积极研究，同时尽可能利用我们的研究、教学力量引导趋势。

在MBA项目中，我们已经做的探索就是增加更多新兴行业相关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除社会公益专业硕士外，我们还开设了文化、医疗、互联网金融管理等专业硕士项目。

三，中国的商学教育要更好地服务中国经济发展。商学院的布局和中国经济发展布局有一定的区域差异。中国的面积和欧洲差不多，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非常强，不同区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目前，因为商学教育的本地属性，中国的商学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这样的商学教育布局不符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的需要。未来我们要加强不同区域之间商学院的合作，共同推动中国商学院全面发展。

蔡洪滨，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博弈论、产业组织、公司金融和中国经济等领域的研究。200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1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Fellow)，并于2012年被选为理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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